【文化中国行】构建大保护格局，让文化遗产惠及民众

欧盟2018年实施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以下简称GDPR），正是欧盟为了落实《宪章》第8条规定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而进行的具体立法。

规范党的对内治理的法规即党内法规，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整个社群像关系之网，因共同正确地实行礼而受益，其状况由此得到改善，与此相同，整个社群因必须施行刑法而都受牵连，共有罪责。

工商文明是对农业文明的变革，信息文明是对工商文明的超越。诸子百家提出种种救世主张争鸣于世，旨在使天下重新归于一或定于一[44]。只有屈民而伸君，才能建立稳定的社会。柯华庆全面系统阐释了这种不同，将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定义为华家。前提是这些都是自我选择的，但自我选择之后就需要有明确的规范促使其做到。

中华旧法系中法律的儒家化必然被中华新法系中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所替代，礼法并重也就变成了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是实现政治大一统的手段，因为不同的大一统政治而区分为中华旧法系和中华新法系。[42] 《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32]列宁的基本观点是政治是第一位的，经济是第二位的：我在自己的发言里曾经重复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我在以前就听到过这种对我‘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非难，听到过这种非常荒谬的、完全不应当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话。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法治上有重大创新就在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面依法治国比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进步的地方在于全面，全面依法治国意味着党也要被纳入到法治规范之中。为了社会稳定，就要确立天子的权威。自由主义主张的法治不是唯一的法治模式，也不可能存在法律优先于政治[37]，但现代社会的法治遵循下列法治的真实本质：人们追求不同的利益，持有不同的观点，信奉不同的世界观。

汉武帝则进一步巩固了统一，进一步完善了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138]旧中国一直是以家庭为核心的差序社会，礼治秩序可以使得每个人在群体中有适当的位置，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然而，中国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造就原子化的个人，可能是信息社会的到来使得原来以家庭为核心的差序社会变成了除了家庭和家族之外以师生、同学、战友、老乡等各种社会关系为媒介的新差序格局。

用西方法理学的语言表述为儒家是自然法，法家是实在法（人为法）。人为什么能够组成社会？荀子说，因为有秩序。现实中，由于自身原因或者外部环境的因素，执政党的执政绩效可能不理想，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质疑的对象，领导党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撤换现任执政党成员回应质疑以保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正当性。[91]马克思深刻揭示资本主义人性是抽象人性，主张回归现实中的人性。

权利是天赋的只是一种政治诉求，现实中的个人权利都是由国家权力所保护的，都是积极的权利。从普遍意义上我们接受佩蒂特对共和主义的界定：共和主义是将人民看作委托人，将国家看作受托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既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在先、实践在后。人们为了共同的放牧、狩猎和战争，不能靠温情脉脉的礼而必须靠强有力的法。

自西汉以来中华旧法系的基本共同特征有：1.农本主义。中华新法系不仅仅与中华旧法系具有相同的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结构基因，而且中华新法系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四个新的时代特征。

在儒家看来，人与人不同，适用的规则自然就不同。杨鸿烈对中华法系及其影响的研究更加精深。

作为领导党，中国共产党不仅仅要通过党的系统去监督执政的党员干部，而且要领导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无党派和人民团体等等）去监督执政的党员干部，因此，领导党可以并且必须监督执政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马列主义中没有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态，所以，马列主义中只有共产主义道德，而无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合作就是进化的总设计师。正是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窑洞对的第二个答案。汉武帝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全国都采取郡县制，强化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区分使得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122] 《韩非子·五蠹》指出三皇五帝的原始社会根本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一度处于主导地位，曾经与儒家发生激烈冲突，只有在逐渐演变为禅宗之后才真正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尚书·君陈》）也就是说，宽容，德行才算伟大。

[76] 人民共和之道不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特有的政治，而是普遍性政体，对于多民族多元价值的大国具有普遍性。现有的资本主义法治模式中政党只是社团，没有特殊地位，因而没有党和法的关系，而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后党和法的关系无法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法治。

战败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外，大部分残余势力仍然散布在中原，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张晋藩持续四十年研究中华法系，自1980年发表《中华法系特点探源》以来，曾多次探讨中华法系的特点，[19]2019年他将中华法系的特点总结为：（一）重贵贱尊卑、等级次序的礼法文化; （二）重宗法伦常的血缘关系;（三）建立皇权独尊的国家机关体系;（四）重视以农立国的农业立法;（五）富则教之，使明礼节[20]。然而，法家所主张的君主之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仅仅适用于秦国和秦帝国时期，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古代的法律始终承认某一些人在法律上的特权，在法律上加以特殊的规定，这些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显然是和吏民迥乎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是超越于个体自由的团体的自由，是共同体内部的自由，是共同自由。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八二宪法与时俱进，分别在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和2018年通过修正案。依此，进而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既可应乎现代中国社会之需要，并可使中国固有法系之精神发扬光大之，实当务之急务也。

人民之间有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国家法律进行规范调节。简言之，共产主义社会是通过道德维系的共同自由社会。

党员首先是公民，国家法律适用于全体公民。[46] 司马迁：《史记·文白对照版》第一册，商务印书馆，2019年。

可以说，党中央实质上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全面依规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依规治党并行的二元法治结构，简言之，就是党规国法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法治结构。到1949年为止，以梁启超、薛祀光、杨鸿烈、陈顾远、居正等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法学家对中华法系的历史、特征、法理和未来进行了探索。武昌起义爆发后，迫于内外压力，起草宪法的权力正式由钦派大臣转移至资政院。中华新文明既是对大一统文明的继承又是对中华君主贵族政治的更新，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是由各行各业各层次先进分子组成的，同时确立了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民主制度。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实现了儒家大一统和法家大一统的有机结合，是王霸大一统。然而，人的生活基本单位仍然是家庭，个人本位对家庭关系造成伤害。

[112]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已经稳固，人民民主法治才是时代的要求。它们对知识分子力量之理性化的认识也不同，孟子对世道常情的冷漠思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同于毛泽东的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是劳动者养活了那些做官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只是受了些教育，实际上在许多方面他们是一无所知的。

[35] 柯华庆：《论中国法学界的守正创新》（下），载于《远望》2022年1-3月号。也就是说，仁义礼智，并不是外部世界或别的什么人强加给我们的（非由外铄），而是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有的（我固有之），只不过大家没怎么注意而已（弗思耳矣）。